无可非议，电器下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专家和厂商眼里，今日农村就是个巨大的金矿。推而广之，建材下乡也已经成为热议的话题。而与之相关的“城镇化”无论是在官方的规划里，还是在理论界的谈论中，俨然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客观地讲，这个观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不存在问题。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口、资本等要素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就驶入了快车道。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对城镇的数量和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2007年，我国共有655个城市，比1978年增长2.4倍；小城镇数量达19249个，比1978年增长7.9倍。与此同时，城市的区划面积迅速扩张，比如北京城区面积60年间扩大近17倍，郑州扩大了5倍，而南昌的城市面积在短短8年间就扩大了3倍。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高潮。
　　
　　从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就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而这种“大跃进”式的城市建设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大拆大建”、热衷于造“新城”是城镇建设的较大特点。
　　
　　城镇化泡沫首先导致了大量的土地和住房闲置。在我国数以千计的县市中，绝大多数都有所谓的“新城”、“新区”，而许多新城、新区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地理位置偏远而变成大量无人居住的“空城”。城镇化是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研究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如果按8%的增速计算，将有3个百分点来自城镇化过程。按照惯常思维，地方政府出于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还会大力促进城镇一体化进程的速度。
　　
　　谈到建材下乡，让我们算算农户的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可供挖掘?首先，消费和收入有关，还和消费需求有关。按照出去打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估算，假设农村一家两个壮劳力，两人年收入也不过2、3万元。如果家里有老人还能在田地里忙活点收入，那么家庭总收入也不过就3万左右。这样的年收入要支撑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礼节性往来、子女教育以及全家人的医疗费用等。这么算下来，一个普通农户每年存上5000到1万就很不错了。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农户的消费，在给定收入的前提下，只有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即每新增一元收入中花在消费上的比例。如果收入不变，正常的支出不变，那么这个消费倾向需求就很难发生改变。
　　
　　道理很简单，农户之所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持较高的储蓄率，目的在于防止未来可能的必要支出。必要支出很多，比如修房子、子女入学、家人的医疗(特别是老人)、红白事等。尤其农户的婚嫁支出是很大的。一次婚嫁，盖房大概需要8至10万，这个是和建材有直接关系的地方；其他总共大概要花费金额5万左右。给儿子娶个媳妇大概要花去十几万，而自己每年储蓄才1万左右，一个普通农户大概要储蓄10年以上，才能完成这样一桩婚嫁事。如此算下来，大概农村两个劳力在子女婚嫁之后方能开始为自己储蓄。而那个时候的储蓄就需要为自己的养老打算了。其实农村居民如此，城市普通工薪阶层何尝不是如此。你会发现，农村居民完成这些重大的人生使命后，其实已经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额外消费了!这也基本上注定了他们购买建材产品在什么档次。
　　
　　至于为什么家电下乡，农户电器购买量就会上升?原因很简单，电器是婚嫁中的必备品，迟早都是要买的。那么在近期准备结婚的人群中，提前购买也是很正常的。更重要的是，家电下乡，相当于是电器打折销售，农户十有八九会判断这种政策可能是一次性的，因而提前消费。所以，是这种对折扣的心理判断，促使其调整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权衡，进而扩大了现在消费的比重。但请注意，这种调整是一次性的。假如政府宣布电器优惠政策是持续的，一直存在的，那么农户就不会着急消费，而会按照原有的节奏处理现在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这样持续的刺激政策也许就将没效果了。农户总共也就那点钱，该怎么花都心里想好的，试图去改变他们内心的规划，几乎不可能。刺激政策，只能促使农户调整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权衡，但无法提高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非要改变消费的需求和内容，只有持久降低农户的实际支出，来弱化其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比如在刺激内需的同时，政府真正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样，才能通过改变农户的心理来达到改变消费需求和内容的目的。我们的建材下乡才有真正下乡的基础和长久发挥的空间。